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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城市空間彈性:文化自覺與制度轉換

    2016年06月03日20:42    收藏  打印  字號  

我們正在進入城市社會。同文明多樣性相伴隨的主體交流、文化融合是城市社會的比較優勢、深層動力。但由于多種原因所形成的空間區隔,卻日益成為影響城市社會進步的一種阻礙。厘清空間區隔的文化本質,把握空間彈性及其歷史變遷,探索解決空間區隔的文化路徑,對建構更為合理的城市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空間區隔:社會本質與文化特征

當雅各布斯批評以精英為主導的現代城市更新破壞傳統街區時,其所看重與強調的一個重點,正是傳統的開放性街道、街區為人們所提供的多樣、綜合的交流、互動機會。從文化與空間哲學的角度看,雅各布斯對開放式街區的強調,對把城市肢解為諸多孤島的城市規劃的批評,其重要目的是希望打破現代城市的空間分割、空間區隔,為多層面主體之間的交往,為人們的文化融合提供空間基礎,使城市恢復其多樣的空間、生活與文化可能。

在芒福德看來,現代城市特別是現代大都市已經被一種機械化、非人性的力量所左右,在形式上,現代大都市表現為空間的無序與無限擴大,日益成為一種巨大的團塊,在內容上,人日益淪為資本、權力實現自我的工具,人們成為一種按照資本與權力的標準化空間建構目標所形塑的標準化主體。相互分隔的標準化空間形塑著心理與情感等相互分離的標準化主體。

芒福德倡導一種以人的多樣、全面尺度為底蘊的新型城市化,合理、健康的城市是 通過合理的、相互貫通的空間結構,使人的多樣、全面需要都可能實現的城市。雖然雅各布斯對芒福德的城市觀進行過批判,認為芒福德有反城市的傾向,但在對空間區隔的態度上,雅各布斯和芒福德其實具有深層的統一性,都倡導空間融合與文化融合的統一,強調處理好封閉性與開放性之間的空間彈性,希望通過空間的合理開放,重塑主體與文化的融合。

其實,后現代地理學、后大都市理論的重要倡導者索亞等學者,也對大都市、現代城市的空間與文化區隔、空間與文化異化進行過深刻的批判。而早在工業現代性、工業城市時期,恩格斯也對這種現象進行過批判。我們認為,空間區隔是現代城市病的一個重要內容,貫穿于城市發展的始終。認識當代城市的空間區隔,離不開對城市的 社會性、歷史性、意向性等問題的沉思。

第一,在城市的社會本質這個維度,城市區隔是社會分化的一種具體反映。主體與空間相互生產。人生產空間,城市是人的主體性、類本質的空間外化,是人類經過歷史選擇的空間存在方式。作為人化空間,傳統城市往往是一種雙重的邊界性存在。一重邊界是將一個城市共同體同自然外界,同城外的其他群體相對隔離;一重邊界是將自身所屬群體與同一城市中的其他人群相對隔離。這種空 間隔離的功能是多面的。與城市外的分隔使同一城市中的所有人獲得安全保障,使他們成為一個空間共同體,提高了城中人的交往可能,促進了城市與空間認同的生成。和同一城市的其他人群的分離,則往往同社會分工、社會階層甚至階級的分化相關。不同分工、階層的人往往會選擇 聚集在一起,甚至建構相對封閉的空間,以保障安全、增長財富、維護認同。

也就是說,空間區隔是城市轉換中的必然,是社會實在、社會結構的歷史與現實狀況的一種空間化反映。雖然,當代城市社會同傳統城市已有諸多不同,但空間區隔的這種本質并沒有改變。社會精英與社會上層往往占有更多社會財富,出于財富、安全、觀念等原因,同一階層的人們往往會實踐性地選擇建構屬于自身群落的相對封閉的空間。反思城市的空間史、社會史,可以說,只要這個社會還存在分工、財富、階層等的不平等,空間分離、城市區隔就不會消失。空間區隔具有歷史與現實的必然,具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成因。并不存在單純的城市地理,也不存在單純的空間區隔。城市是人的現實類本質、人的社會關系的空間化現實,空間區隔是人的現實差異的空間化實現、空間化反映。只要這個世界還存在不安全、不確定性,還存在分工、財富等的階層性差異、不平等,空間區隔就不會消失。

第二,在城市的權利本質這個維度,城市區隔是特權的一種具體空間實現。在前現代的城市,也就是在同農業、農耕文明相對應的城市,對外,人們往往選擇建構城墻同外界的區隔,以抵御外敵,獲得安全;對內,人們特別是有財富基礎的家族、權貴往往圈起圍墻以保障自身安全、實現自體特權。但一個城市內的空間區隔,主要是權貴階層的選擇與特權。也就是說,在前現代城市,同其他人空間隔離,是權貴等特權者的專利。普遍市民則生活于更便于交易、交流、相互關照的市井之中。空間隔離是一種特權,既是特權的實現,也是特權的象征。到了現代性城市,也就是同工業文明相對應的城市,一方面,傳統的權貴、特權式的空間隔離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新的有產者誕生,催生了新型的空間隔離主體與空間隔離形式。商業與工業的崛起,使商業與工業精英成為財富的擁有者,新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與意義形態的營建者。商業與工業精英自覺或集體無意識地建構起相對封閉的生產區域,相對封閉的工人生活區,以及相對獨立、封閉的有產者聚集區。可以說,在工業城市這個階段,空間區隔的形式雖 有改變,但空間區隔的特權本質卻沒有改變。

到了后工業文明、后工業城市這個階段,生產方式的新變化、財富生產與聚集的新變化,使社會的權力與財富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城市的空間分隔形式也產生了重要 變化。一方面,傳統的特權式空間區隔仍然遺存,另一方面,中產階級的崛起與擴大,又催生了新的空間區隔。相對封閉的中產階級社區,成為后工業文明這個階段空間區隔的重要構成。與以權貴為主體的空間區隔相比,中產階級的空間追求頗具矛盾意蘊:一方面,中產階級的“特權 鄉愁”使其向往空間的封閉;另一方面,中產階級的財富能力及生存方式,又使其只能建構半封閉的空間。這是當 代半封閉社區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說,只要這個社 會還有特權及人們對特權的追求,空間區隔就必然存在。

第三,在城市的意向本質這個維度,城市區隔深刻對應著社會的心理結構。城市不僅是一種實體性的器物存在,也是一種意向性的心理存在。社會意識、社會心理在營建城市、更新城市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人是一種綜合性的心理存在,城市也是一種綜合性的心理存在。城市深刻地生成于人們的安全、財富、交往、意義等心理需要,也具體地塑造著人們的安全、財富、交流、意義等心理。城市的實體空間結構與人們的心理結構在總體上是對應的。安全心理往往反映為追求相對封閉、可控的私人空間,財富心理往往反映為希望占有、擁有更大、更奢華的私有空間,交流心理則反映為希望建構可自由進入的公共空間,意義心理則表現了建構、尋訪宗教或準宗教性空間。而特定的意向性空間、功能性空間一旦產生、持存,也會不斷塑造具有特定情感、觀念特質的主體與人群。

在空間與心理的相互生成中,當代城市社會的空間區隔,也深刻反映著當代的特定社會心理。以安全感為例,建構空間邊界以實現安全,是人們獲得安全感的一種傳統 方式。從古代城鎮的城墻、城堡,到工業城市的圍墻,再到現代城市的院墻,空間隔離一直為人們提供著實在與心理上的安全感,成為為人們提供心理確定的重要手段。在 一個仍然存在深刻不平等、仍有暴力可能的社會,建構圍 墻以實現安全確實是一個傳統而合理的選擇。也就是說,當代社會的諸多圍墻其實深刻生成、反映了當代社會的不安全現狀,而廣泛存在的圍墻又不斷營建人們的不安全心理。在一個無法提供本體性安全的世界,圍墻等空間區隔 必然存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必然產生不安全心理,而不安全心理又必然催生各類形式的空間區隔。在安東尼?吉登斯看來,本體性安全的重要來源是社會默契,也就是一種社會共識、社會共同心理,一種相互之間的基本信任。“本體安全的觀念與日常生活的默契的品質緊密相聯。”但問題在于,社會共識、共同心理又源于何處。“基本信任以一種本質的方式與時空的人際組織相聯結。”社會實在對社會心理有決定性影響,沒有財富、權利、階層等差異的不斷縮小,沒有社會平等、城市正義的不斷建構,沒有以社會平等為基礎的合理、和諧社會心理的不斷建構,也就沒有空間區隔的減少與消失。

二、空間開放:文化融合與歷史趨勢

正如盧梭所揭示,“人是生成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主體在城市中始終面臨張力和矛盾。一方面,城市是一個讓人感到自由的地方,其自由恰恰在于城市空間的相對開放性,任何主體都可以自由地進出城市,都可能獲得比鄉村更多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城市又是一個讓人極其不自由的地方,進入城市的主體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人們的行為及心理的幾乎所有方面都需要新的啟蒙、新的調適。在諸多思想者看來,比如盧梭、梭羅,甚至在城市學者霍華德、芒福德那里,城市并不是人的最理想空間。盧梭對現代性的批判也就是對近代城市的批 判,梭羅對鄉村生活的回歸也是對現代城市的批判,霍華德對田園城市的向往也是對城市生活的一種批判,芒福德對小城鎮的熱愛與其對大都市的批判是一致的。但問題在于,既然城市有那么多的問題,為什么仍然不斷發展,成為大多數人的選擇。城市空間的開放性不斷增加,日益為主體交往、文化融合提供新的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

城市是多樣文明要素的空間化聚集,多樣性、開放性是城市的重要優勢,也是人們選擇城市的重要原因。正如城市經濟學家格萊澤所說,城市將諸多異質的人群、技術、產業、觀念等聚集在一起,使人們可能獲得相對無限的信息、機會。“作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人口密集區域, 城市已經成為了創新的發動機。”當一個城市能夠聚集 并不斷生成多樣性時,這個城市就會快速發展;反之,就會走向衰落。在格萊澤看來,底特律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著名的汽車城市,其重要原因是在那些時期聚集了與汽車 產業發展相關的多樣要素;而底特律之所以走向衰落,是因為底特律在發展汽車產業時逐漸喪失了文明多樣性,成為一個開放度逐漸降低的城市。也就是說,城市的發展活力、發展潛力根本上在于這個城市是否具有文化聚集、文化包容、文化融合、文化創新的條件與能力,能否不斷地吸納、聚集多樣文明要素,能否使多樣文明要素在自身區域內有序碰撞、融合貫通,并不斷生成新的文明要素、文明形態。一個能夠涵養、融合多樣性的城市,多樣性也會 涵養、發展這個城市。

文化融合是城市文明的深層魅力所在,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文明轉換的重要方向。文化融合需要諸多 機制與條件的保障,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空間的開放度,不同文化、不同主體具有相對平等、自由交往的空間條件、空間可能。文明多樣性表現在生產方式、產業、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等方面,文明多樣性的本質是具有不同 背景、需要、觀念、情感等內容的不同主體、不同人群。 而只有在一個相對開放、功能復合的空間中,不同的主體才可能多層面交往,才有文化融合與創新的可能。

將多樣文明、多樣主體聚集起來,只是城市發展的可能條件;空間的開放性、公共性、多樣性,則是不同主體進行交流、融合、創新的現實條件。底特律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將多樣的技術、人才等聚集起來,卻使這些多樣的要素處于相對固化、封閉的空間中,構建了只具有階段性活力的單一的大型汽車企業,最終扼殺了整個城市的發展活力、發展潛力。也就是說,多樣性的聚集只是城市發展的一個條件,如果離開了空間的開放性,離開了必要的公共空間,城市發展必然受到傷害。

空間開放度日益成為衡量城市發展活力的重要尺度。 一個由大量封閉空間,封閉式區隔組成的城市,必然缺乏活力。一個沒有開放性空間、空間開放度不夠、充滿空間區隔的城市,必然發展乏力、創新乏力。這也是為什么雅各布斯強調開放性街區、開放式街道的原因。在這種有機的開放性空間,人們處于無限、多樣交流的可能之中,諸多新的觀念、交流方式正是在這種開放性空間中形成、發展,并可能催生新的機會、新的企業、新的產業。

在人類文明經歷的所有階段,人們總會建構封閉性的空間,并總是希望通過封閉性空間來標示特權、保有財富、實現安全。但經過一定的時間,歷史轉換中,所有的這類封閉性空間幾乎都轉換為公共空間。比如,貴族、特權者建構的城堡、花園等私人、私有空間,往往會變為最 具公共性的圖書館、博物館、學校、公園。這是空間轉換、空間從封閉不斷走向開放的頗具象征性的例子。不管人們的意愿如何,公共性是空間的重要特性,公共化、開放化是空間生產、空間更新的客觀趨勢。人們追求與營建 的私有空間、封閉空間,最終卻轉換為公共空間、開放性 空間。這或許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理性的狡計”在空間生 產、城市發展中的體現。

反思城市發展史,一方面,空間開放是歷史發展、文明演進、城市轉換的重要趨勢;另一方面,空間開放又一直存在巨大的文化阻力。空間開放、空間公共化,是城市與歷史的客觀趨勢,但由于私有意識、封閉意識、特權意識等,我們又往往留戀于、停滯于對專有、封閉空間的向往與追求。正是這種雖有現實性,但在本質上有問題、虛幻的空間私有、空間封閉、空間特權等觀念,構成空間開放的文化阻力。空間由具有意識的人所建構,人受到意識形態、內在觀念的左右。推進開放性空間的文化自覺、主體自覺,對解決空間區隔、推進空間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生產具有政治性;在芒福德看來,空間生產具有文化性;在凱文林奇看來,空間生產具有心理性、意向性;在哈里斯看來,空間生產具有情感性、倫理性。也就是說,空間對主體的作用是多重的、復雜的,主體對空間的作用也是多重的、復雜的;并不存在單一向度、單一維度、單一層面的空間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這種復雜的互動關系,使人們很難對空間生產、空間 開放的歷史趨勢有自覺的規律性把握,很難確立真正對自身長遠有利、符合城市發展規律的空間生產理念。這樣,人們在建構空間時完全可能并不是以有利于主體自身的方式進行、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推進。人們在建構空間時有可能是以一種不利于自身、有害于自身的方式進行的,人們自以為合理的空間生產,有可能是一種并不利于自身、甚至對自身有害的空間行為。雖然在總體上,人們日益明確,城市化、城市社會是經過歷史選擇的更為有利于人類的一種社會聚集、空間存在狀態。但人們對什么是更為合理的城市空間的具體結構,什么是更為合理的城市社會語境的主體自身結構等問題的認識并不成熟。人們對空間生產的規律把握還遠未成熟,雖然人類對城市的認識與實踐在不斷進步,但在總體上仍處于探索與試錯的階段。人們對于空間的開放性與封閉性之關系的認識正處于這個階段,具有“不斷成熟”與“仍在試錯”的特點。

應該說,主體的存在,包括個體層面與群體層面的主體,都需要一定的空間作為條件,都需要一定的邊界,一個相對封閉空間,以維護自身主體性。在這個意義上,封閉性是主體之空間維度的必然特征。但同時,如果這種封閉性走向極端,以至于無法和外界進行信息、資源等的交流與互動,所謂的主體性也維持不久。在這個意義上,開放性又是主體之空間維度的必然需要。而這種開放性與封閉性的張力、彈性,又受到具體地理環境、人文環境、政治經濟等環境的制約。在資源相對富集、環境相對穩定、生存競爭不太激烈的時期,在一個相對和平、總體向上的發展時期,人們將更為注重空間、邊界的開放;反之,在資源相對匱乏、環境相對惡劣、生存競爭激烈的時期,在一個發展停滯、總體向下的時期,人們將更為注重空間與 邊界的封閉性。

反思歷史,空間開放與文化融合、文明進步相互生成,空間封閉與文化隔離、文明停滯相互生成。在開放與封閉的張力中,當人們更為注重開放時,往往是與主體有關的總體環境相對穩定、向上的時期;反之,當人們更為強調封閉時,往往是與主體有關的總體環境相對惡劣的時期。但具體主體的空間策略同社會變遷的總體趨勢往往并不統一,并可能方向恰恰相反。能否實現具體空間策略同 社會總體趨勢的一致,對具體化主體的發展影響重大。在社會總體向上發展的時期,如果具體的主體選擇了封閉空 間,則對主體的發展極其不利;反之,在社會總體向下衰 落的時期,如果具體的主體選擇了開放空間,則對主體的 存在也會不利。也就是說,開放與封閉都不是絕對的。我們并不盲目、無條件地認為只有開放空間才是合理、正確的選擇。需要根據主體所處的總體語境進行分析與把握,以確定主體在進行空間建構時的策略與機制。

三、空間彈性:文化自覺與制度轉換

空間是一種彈性存在,是開放性與封閉性、私人性與公共性的統一。在不同的時代與問題語境下,空間的開放性與封閉性、私人性與公共性的彈性和邊界有所不同。對當代城市社會而言,一方面,空間的私人性、人們的私人空間會有一定的擴大并將日益得到尊重;另一方面,空間彈性的主要變遷方向是公共性、開放性、流動性日益增強。任何主體都只能在一定的時期擁有一定的私人空間。從大跨度的歷史看,空間歸屬具有流動性,空間的第一屬性是公共性。空間的公共化、社會化、開放性、流動性的 不斷增強,是歷史的必然。這個趨勢的本質也就是空間結構的不斷倫理化、正義化,空間與城市日益具有倫理底蘊、人文內涵,日益成為所有社會成員共建、共享、共治的倫理城市、正義空間。

空間的開放度與社會的成熟、發達程度、正義程度往往成正比。在技術水平、行為能力相對低下的條件下,比如前現代社會,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自然,面對不時發生的外族侵擾,人們選擇建構相對封閉的空間(比如護衛城池的城墻、護衛國家的長城、護衛家族的圍墻),與自然、外族、外界相隔離。在前現代及特定的歷史時期,人們所建構的這類封閉空間往往以財富、地位為基礎,并成為先進、財富、地位等的標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代性的推進,主體關系的轉換,城墻、圍墻這類封閉性空間,有些會轉換為文明遺跡、文化遺產,有的則為人們所廢棄、拆除,有的成為一個區域發展的制約,甚至成為落后、封閉的象征與標志。

比較國內及國外的城市,可以發現,城墻留存較好的城市往往是曾經的發達區域,又往往是現在相對落后的區域。不同的文明階段,有不同的空間形式、空間彈性。雖然,封閉性空間有其歷史合理性,當文明出現危機甚至重大倒退時,人們也可能再次回歸對封閉空間的追求。但歷史與空間的轉換告訴我們,不斷從空間封閉走向空間開放,是文明發展的重要趨勢。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社會公平正義平等的不斷實現,主體素質的普遍提高,社會秩序的不斷建構,以建構、維護空間封閉的方式 實現安全、保有財富、標志特權的主體性實現方式,將逐 漸減少甚至淘汰。

對我國而言,面對日益復雜的空間與文化區隔等問題,需要直面空間彈性的變遷趨勢,自覺調適我們的空間文化、空間關系、空間制度,建構符合中國實際的有彈性空間,以逐漸化解城市區隔問題,建構更為合理、和諧、可持續的城市社會。

其一,把握空間生產的文化底蘊,推動我國城市文化的民族自覺。在當代中國封閉式社區、街區的背后,有著復雜而雜糅的文化因素:既有前現代的空間文化遺存,也有現代性的空間文化影響,還有一些后現代的空間文化影響。長期的帝制與農耕文明及其意識形態,對我國的空間文化具有深刻的影響,是當代空間區隔的重要文化成因。國外的城市私有文化、城市消費文化、城市個體文化等,對我國當代的空間文化具有重要影響,是加深我國城市空 間區隔問題的重要原因。

民族性與城市性內在統一,城市是主體性、民族性的一種現實外化。城市是當代民族、民族性的重要實現形式與空間載體。特殊的地理空間造就了中國特定的民族性、民族性格;已經形成的中國民族性、民族性格又會營建與其相契合的城市等現實空間;同時,不斷生成的城市空間又會成為體現、影響、塑造中國民族性、民族性格的重要載體。在日益推進的城市世界、城市社會,一個沒有清醒、自覺、合理的自身城市文化的民族,必然問題頻發、危機重重。我們需要推動我國空間文化、城市文化的當代民族自覺。

不同的民族性有不同的空間與城市實現。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我國對人地關系、人人關系等有自身獨特的理解,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民族文化空間實現方式。但問題在于,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義禮智信等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生成于城市社會,我們雖然曾經有過 成熟的建筑文化,但其畢竟是一種前現代語境下的建筑與 空間文化。我國當代城市文化、空間文化的不自覺、不完善,是導致空間區隔等城市問題生成、嚴重的一個深層次原因。如何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同當代城市社會的有機融合,能否找到民族文化的當代城市實現方式,能否建構既 符合當代城市發展規律,又同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有機統 一的當代中國空間文化、城市倫理,能否實現我國城市文化、空間倫理的當代自覺,是關系我國民族復興、城市社會走向的一個基礎問題。

其二,把握空間生產的權利本質,理順我國城市主體的利益結構。當代社會,空間生產、空間領域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分配領域,而是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生產領域,城市化、空間生產已經成為當代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同時,空間生產、城市更新日益影響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權利關系,城市權利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一種重要主體權利。城市權利不平等是導致城市區隔等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打破少數主體對空間生產的壟斷,保障人們有相對平等的空間權利、城市權利,對解決城市問題有基礎意義。

我國目前的空間生產、城市發展、城市更新存在多層面的不均衡。比如,東西部等不同區域的城市化水平與質量存在較大差異,同一區域的不同城市之間存在較大的發展差異,同一城市的不同城區之間也存在較大的發展差異。這種差異已經使人們之間的利益、財富、機會等權利出現了相當程度的不平等,且這種差異和不平等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這種日益拉大的權利與利益差異,是城市不穩定的重要原因,是推動人們選擇封閉式社區的重要原因。沒有城市權利的平等,也就沒有空間區隔的消失。

實現城市權利逐漸平等的關鍵,是如何保障人們相對平等地擁有進入不同城市、在不同城市生產生活、在不同 城市獲得相對平等社會保障的條件和機會。一方面,我國不同區域和城市間存在較大的城市權利差異;另一方面,人們在不同區域與城市間實現工作轉換、居住變遷的可能相對較少。這實際上導致權利差異的固化。打破城市權利的區域性固化格局,對減少社會貧富差距,從社會根源減少空間區隔,有重要意義。

其三,把握空間生產的制度本質,確認我國城市制度的價值軸心。城市不僅是一個綜合性的實物體、文化體,也是一個綜合性的制度體。城市制度是不同城市主體之間的權力與權利關系的一種規則化安排、規則化確認。城市社會的進步,離不開城市規劃制度、建設制度、產權制度、管理制度等的不斷合理化。問題在于,雖然城市社會 是文明變遷的重要方向,但城市社會畢竟是一個新的文明階段,從全球看,人們對什么是合理的城市發展方向與方式、什么是合理完善的城市制度等并沒有統一、確定的認識。也就是說,人們在整體上對城市社會仍處于探索的階段。與此相應,我國的城市社會建構、城市制度完善在總體上也處于探索、試錯的階段。這種探索性是加深我國城 市空間區隔等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反思世界文明史、城市文明史,可以發現,不同文明體、不同城市之間、不同人類群體的相對均等、平衡發展 是文明演進的一個強制性規律。當不同文明體之間、不同城市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發展程度差異較大時,必然產生文明沖突、社會沖突甚至戰爭。正基于此,經過歷史選 擇、歷史試錯,人們日益把均衡、平等作為文明與城市發 展的自覺價值追求,并以正義、公正、公平等范疇來標示這種價值追求。以人與人的總體平等、均衡為內容的公正、正義是文明演變的價值軸心,也是城市發展的價值軸心、城市制度的價值軸心。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把這個價值軸心真正融會、貫通到具體的城市發展過程、城市制度之中。對當代中國而言,把城市正義、城市公正落到實處的一個重要路徑,是推進城市規劃、產權、管理制度的轉換。從以頂層設計為主體的相對大一統的城市制度,向以充實發揮基層、社區、市民自治能力、自治權力的城市制度轉換。一方面,城市是國家的財富、全民的財富;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居于其中的具體市民、群體的城市。實現城市的國家性與市 民性的統一,使人們能夠真正地共建、共享、共治城市,是中國城市制度的轉換方向,也是逐漸解決空間區隔等問題的制度基礎。

 

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4期

本文鏈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463.html

(責編:陶俊、蔡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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