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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佳明:城市哲學(下篇)

    2016年05月16日15:07    收藏  打印  字號  

7、自然地理與城市。城市是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演變的,某種意義上講,城市是地理環境的產物。自然條件影響著城市規模的大小,特色優勢,發展路徑和發展方向。城市自始至終享受著自然的賜予,承受著受著自然的制約,城市始終不變的目標是追求應該是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自然的影響大致包括城市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生態氣候三個方面。城市與地理位置的關系極大,城市本身就是地理位置的坐標,地理位置是城市的重要屬性。在農耕時代,地理位置及其派生出來的氣候、生態、交通、資源和人口問題是制約城市興廢的基本條件,對城市的影響至關重要。城址的選擇是人類認識自然的成果,反映了人類的地理知識和經驗智慧。人類經過長期實踐,逐步學習城市地理。城市的地理基礎、地理特征和地理價值關系到城市興起、發展與變遷。城址選擇,要考慮具體的地理特點,即傍河還是靠山,背水還是面水,環湖還是沿河,上崗還是下原,平川還是丘陵,港口還是河灣等等。有些是以單一的地理特征為主,有些則是多種地理特點共同起作用。城址選擇是否正確,能不能使地理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會長期影響一個城市的發展。在我國歷史上,許多城市的城址都在不斷轉移,而轉移的主要原因,除了戰亂災害毀城之外,則是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城市的交通、資源、戰略重要性、人口和屬性等。

湖南盆地位于中華文明南北中軸線和以長江為軸的東西軸線的交匯點上,湖南城市的發展,受到兩千多年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南北方向、東西方向移動的深遠影響。古代由于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擠壓,中華文明的重心一次次南移、東移;近代資本主義從沿海進入和傳播,中華文明重心又一次次北移、西移。湖南形成了極富特色的戰爭文化、貶謫文化、移民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拿戰爭文化來講,湖南城市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從古代多次南征到近代屢屢北伐,三湘大地,戰在人先,和在人后,戰亂頻繁。所以湖南的城市多為防御性的,墻高池深,且屢屢被毀重建,長沙、衡陽等城市從古至今多次毀于戰火。所謂貶謫文化,從春秋直至唐宋,大批政客文人流放于此,帶來中原文化。他們身處逆境,深刻反思,留下大量寶貴文字,從屈賈到李杜,從《捕蛇者說》到《岳陽樓記》,多情浪漫,憂傷感懷,悲劇情結浸潤蕭湘。這些文化積淀使湖南的城市散發出人文的光輝。移民文化對湖南城市的影響更大更直接,歷史上多次大規模移民,對湖南城市人口的分布,城市人口的多樣化,文化的多元化,宗教、方言和戲劇的多樣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少數民族的血性也融入到了湖南的城市中,湘人血液里可能有一半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兄弟的血液。湘人的倔強、血性、卓勵、敢死,鑄就了長沙、衡陽這樣的鐵血城市。

湖南的地形地貌賦予湖南城市婀娜多姿的形態和獨特的文化氣質。三湘四水一湖、山水縱橫,湖光山色,湖南的城市幾乎個個是天然的山水城市和綠色城市,規模不大,環境優美,四季常青,人與自然充分接觸的城市。以長沙為例,長沙城四水環繞,橘子洲靜臥江心,岳麓山聳峙江畔,山水洲城一體,美不勝收。地形地貌影響著城市的防衛、交通、防洪條件和城市規劃設計、土地使用、建筑風格等等。內陸盆地的局限,中南丘陵的地形地貌,濕熱多雨的氣候,縱橫交錯的水系,艱難曲折的交通,使得湖南城市的規模、分布和城市的交往與溝通深受影響。

生態氣候影響到城市的宜居程度、市民生活的品質和城市的文化特色。湖南盆地三面環山,坐南朝北,冬天冷夏天熱,氣候多變潮濕,地形復雜多災。生存條件比較復雜、歷史發展比較曲折,因而人的抵御能力和斗爭性較強,自古湘人吃苦耐勞的品質大概與此有關。北方城市里面出來的人,大氣、彪悍、粗獷,憨直膽大,南方城市小橋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出來的人文弱、聰明、儒雅。湖南盆地面朝北方,山山水水,山水相連,山使人勇敢堅毅,水讓人變化通達,湘人兼有北人和南人的氣質,有能打仗、會讀書之說。

8、規劃建筑與城市。規劃是主觀和客觀結合的產物,是使城市的地理生態系統與人文社會系統相匹配的一個連接點,規劃建筑系統要準確深刻地認識自然、認識生態,趨利而避害,找到人和自然相處的兩利方法,使人和自然達到和諧;也是把城市里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整合、組裝到一起的設想和載體。城市的綜合功能和多方面協調是通過規劃、建筑系統來實現的。規劃建筑系統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意義、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政治機構、經濟實體、文化設施的安置和運行,滿足市民安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產的需要、交換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和發展的需要。城市規劃要遵循整合原則、安全原則、經濟原則、美學原則和社會原則,都取決于城市規劃的水平。

城市規劃的基本原理是通過空間發展的合理組織,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需要。從城市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合理和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間資源;通過空間資源配置,提高城市的運作效率,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確保城市的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相協調,增強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建立各種引導機制和控制規則,確保各項建設活動與城市發展目標相一致。從物質要求上講城市,相對比較容易做到,被忽視的往往是城市規劃建筑的精神文化意義。

從規劃建筑的角度講,城市的物質空間本身就是文化。物質的城市是精神的體現,物理的空間是文化的容器,這就是城市規劃建筑的文化作用。城市的規劃建筑是新的文化范式,是新的文化記錄、閱讀和傳播的方式。“空間的社會功能極其豐富,它還是傳播知識體系的媒介。傳統中國識字率低下,儒家倫理道德、宗法觀念等作為傳統知識體系的組成部分有時就通過空間來傳播,大至城市中的宮城、官署,小至日常房屋結構、宗祠牌坊,都在安排并宣揚著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慎終追遠的倫理觀念,這是儒家思想能夠日常生活化的重要基礎。近代城市新型空間出現后,空間開始述說現代西方知識體系,空間布局基本的依據就是現代西方的學科分類,中國本土事物也被納入現代學科譜系之中。如博物館、博覽會等展現、敘述的是現代科學知識,而古物陳列所、國貨陳列所等則宣傳著歷史、經濟等知識。”[1]即使是在今天,信息傳播極為方便的時候,人類對城市空間的需要也不會減少。

這是因為人類對文化的需求有形而上的東西,也有形而下的東西。《易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時我們忽視有形的東西,實際上形而下的東西是非常重要,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是城市最大的特點。一位羅馬教皇曾經說,讓人們信仰上帝、相信我們,不僅僅要靠《圣經》,還要靠宏偉的大教堂,從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帕特農神廟到建筑了五百年的科隆大教堂,都表明建筑對精神的影響有多么巨大。對眾多的市民來講,形而下的東西影響更大,這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建筑中的人性。人類的建筑藝術帶來的文化震撼只有城市才有,城市是形而下的文化的大工廠。不僅僅是城市的建筑,還包括城市的格局、城市的位置、城市過去的防御設施和公共設施,都是人類寶貴的遺產,它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思想,飽含了人們的精神和智慧,保留傳達著古代的城市文化信息,喚起人們對城市認同與情感。許多海外游子回到故鄉,僅僅是追尋老城的歷史記憶。一個城市擁有較多古代建筑,一些古老街巷,一些古代地名,一段遠古以來的城墻,城市的味道馬上就不一樣。

天人合一的哲學深深影響著中國的城市規劃。這種影響不只是文化追求,而是對社會結構的空間安排。“空間就是社會結構運作的基本條件。建筑是構成城市空間最主要的構件,它具有塑造社會組織的功能。史學界對建筑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外在形態、風格與文化的關系,而相對忽略建筑的內在結構所具備的社會功能。空間是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科層組織進入中國的最初形式,當工廠、銀行、學校等現代性機構進入中國城市后,空間安排對工人、職員及學生進行有效的管理。這既體現于外部建筑形式從物質感官上引導人們對西方社會科層制有一個初步的認識,也體現于內部空間結構對人的約束。因此,現代機構多采行西式建筑這一空間形式,以促進現代科層組織與社會結構在中國推展。從空間維度研究城市,可以將組織化、結構化的城市特性更深刻地展現出來。”[2]

湖南城市常常依山就勢,濱臨江湖,沿江沿湖設置水陸交通。與東北華北西北平原高原的大面積城市不同,湖南城市多半依山傍水,是軍事要塞、交通要道,水運樞紐;規模小巧玲瓏,城市人口發展緩慢。城市的形狀沒有那么方正、規則,不像北方城市那樣講究在中軸線兩側對稱,往往是靠水一面較低,街道和建筑逐漸抬高,既要便利給排水,又要防治水患;市場和商業區與碼頭比鄰,城里道路蜿蜒,民居的住宅呈扇形延展,建筑物體量較小,建筑基本就地取材;湖南城市規劃建筑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宗廟、衙門和祠堂往往處于城中心位置,也兼容佛道,城市大都建有廟宇和道觀。世俗文化也很受重視,城鎮都有私塾、學堂和戲臺。古代湖南的城市,在規劃建筑上主要滿足政治統治和精神需和市場交換三個方面的需要。湖南的規劃建筑是城市發展中最有個性的一部分,是物質和精神的凝結。湖南歷史上天人合一的城市,給我們良多有益的啟示。

9、行政權力與城市。中國古代城市是皇權統治下的城市,立法司法和行政一體,表現為行政權力主宰城市,到近現代經濟因素的作用才逐漸加大,直到現在政治力量也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這是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律。在空間上把物質的東西集約到一起的時候,人類把自己也集中到了一起。在冷兵器時代,人口的集中,使城市加強了三個政治功能,第一是國家的安全功能。城市是國家安全網絡上的樞紐,軍事防御的要塞和進攻的基地;第二、城市本身的防御能力和周邊安全大大增加強;第三、城市內部的秩序和治安。不同階級、等級,不同民族、家族,不同文化、宗教的眾多人口,在利益觀念上的安排協調,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這三個方面,都是以政權為主導的,在古代是以皇權主導的。湖南自古以來,城市面臨水災、火災和盜賊的威脅,城市的管理是統治者的重要任務。

劉易斯?芒福德明確肯定了王權制度在城市誕生過程中的重大作用,他說:“從分散的村落經濟向高度組織化的城市經濟進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參變因素是國王,或者說,是王權制度。我們現今所熟知的與城市發展密切相關的工業化和商業化,在幾個世紀的時間里都還只是一種附屬現象,而且出現的時間可能還要晚些。……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過程中,國王占據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體的磁極,把一切新興力量統統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區來,并置于諸宮廷和廟宇的控制下。國王有時興建一些新城,有時則將亙古以來只是一群建筑物的鄉村小鎮改建為城市,并向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轄,不論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國王的統治使這些地區的城市,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3]

人口的集中不僅是物質要素在空間上的簡單聚攏,更重要的在于集體力量的凝結和統一意志的形成,而這種狀態是專制統治和儒家文化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實現的,特別是科舉制度,把有利于皇權統治的儒家思想貫穿到教育中,把人生追求和官場規范、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城市科場和鄉村故里、中國的南北東西都連接統一起來。科舉制度和后來的書院制度,都成為皇權的一部分,深深的影響了中國城市的發展。皇權和城市相互依賴,城市強則國家強,城市弱則國家弱。城市本身的管理和通過城市對廣大農村的管理使城市成為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樞紐,城市體系成為國家統治的體系。

皇權的強大影響到城市的各個方面。古代中國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縣治所和軍事要塞。財政收支由政權把持,經濟活動受到政權的主導和官僚階層盤剝。包括剩余農副產品、手工業產品和奢侈品,也主要服務于王權和政治。政權主導的城市,常常隨著政治變遷而變遷。政治變動和戰爭常常導致治所遷移和城市興廢。這是湖南城市史上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湖南設置行省較晚,與中原地區相比較,發展也較晚,改土歸流之前,漢族地方政權與少數民族政權并存,一方面使湖南的行政管理帶有邊疆的軍事的色彩,另一方面中央行政力量的薄弱,也使城市具有自己的個性空間,地理文化、歷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孕育了色彩斑斕的湖南城市。皇權統治使德治和人治在中國城市大行其道,在湖南,由于中央力量的薄弱,相對分割的地方勢力強大,人治專制色彩更濃一些。直到近代化開始之前,民主、自治和法治幾乎沒有什么發展的空間。

10、精神文化與城市。城市不僅僅滿足人們對于物質生活的需要,而且要滿足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城市在滿足人們精神需要的過程中,形成了城市的精神屬性。這種精神屬性不僅直接體現在思想文化領域,還體現在城市的政治、經濟、社會、規劃、建筑、與自然的關系等方方面面,這種精神屬性往往被人忽略。城市的發展極大的促進了精神的拓展。城市使人際交往和交流便捷加快和加深。古代希臘城邦和春秋時期中國城市的興起(諸侯的興起與城市的興起相關)說明在古代,交通通訊不發達的條件下,城市對于精神發展有正相關性。即使今天的城市對于精神的發展也極為重要,在人的發展過程中,環境起的作用具有重大意義,城市的傳播發達,時尚風氣變幻多彩,文學藝術繁榮,文化名人星空燦爛,文化事件層出不窮,教育科技文化設施先進,大學和其他學術科研機構云集。城市給予市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深刻的和持久的,市民之間也是互相交流和影響的,一個城里長大的孩子和一個農村長大的孩子迥然不同,各有優缺點,但是城里孩子在城市獲得的大量信息,使其在知識學習方面具有巨大優勢。

城市是人類精神之花生長的溫床,這是因為人類對城市不僅僅有物質的需要,而且有強烈的精神需要。這種精神需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人們對城市有哪些精神需要,另一個方面城市是如何滿足人類的精神需要。我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當我們在黃昏的時候看到城市的輪廓,在天際線上看到巨大的教堂、神廟、陵墓、宮殿身影的時候,我們對這個城市的景仰,不是景仰它的物質,而是景仰它的精神。人們需要物質的神殿,是因為人們需要精神上的神殿,人們需要物質的城墻,還需要精神的城墻;需要物質的食糧,還需要精神的食糧;除了果腹御寒之外,人們還需要神圣、信仰和皈依。宏偉的建筑、莊嚴的城市,實質上是人類精神的物化,人類內心世界的外化。

城市是如何在發展中形成自己城市的精神的。因為城市是人建的,人們對城市的精神需要,推動城市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在不斷滿足人們精神需要的過程之中,城市就發展了,城市文化就發展了,城市精神就誕生了,形成了一個個鮮活的充滿個性的充滿魅力的城市。最初人的信仰很分散,經歷了由低級到高級、多神到一神、由拜物到拜人、由拜人到拜精神、由一些思想觀點到拜思想體系形成宗教。宗教有它的崇拜偶像、神圣經典、宗教儀軌和清規戒律,還有很多的教眾,形成了巨大力量。城市對于宗教信仰的傳播,教眾的聚集,是非常有利的地方。

人類在一定發展階段,需要一種神圣感和敬畏感,是思想性、社會性高層次的要求,這是動物界沒有的。到了近現代,人類強大了,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科學的進步和物質力量的膨脹使神圣性需求下降,而神圣性仍然積淀在歷史之中,猶如燈塔熠熠生輝。滾滾紅塵中的人們,常常奔向歷史的深處去追尋古代的神圣性。現代城市創造了新鮮的時代精神也吸引著人們頂禮膜拜,但是這些精神多樣、多層、多變,有待時間的沉淀。紐約洋溢著一種非常強的金融精神和冒險的精神,香港洋溢著一種商業和創新精神,巴黎洋溢著藝術和浪漫的人文精神。圣彼得堡充滿了一種邊疆和進取的精神,普希金詩體現的就是圣彼得堡精神。

城市發展史中一條極端重要的歷史經驗,就是城市能不能使人們得到精神文化的滿足。有的城市在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方面做了大量的事情,但是在滿足人們精神需要方面,標準不高、層次不高,市民道德淪喪、精神生活匱乏,物欲恣肆、人欲橫流,導致城市的失敗,例如古巴比倫,帝國末期的羅馬,南宋末期的臨安。城市間的差距在滿足精神需求方面相差懸殊。城市之間存在的差距,人口、生產力、生活水平相差只是一個方面,偏遠的城市、新興的城市比起其歷史文化名城,差距在于缺乏歷史積淀的精神財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城市之間的差距在于物質更在于精神,從長遠一點的觀點來看,城市之間的競爭最終是人的競爭,是精神和文化的競爭。無數涌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人,一方面追求物質生活,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城市有一股精神,有一股活力,在張揚著、激蕩著,這股精神吸引著年輕人去創造去發揮去追尋,進去以后就感覺到了。人們向往精神品質更高的城市,而那些精神品質很低的建筑、城區或者城市,往往被拋棄。滿足人們眼前的物質需要,相對來講比較容易,但是從長遠來講,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很困難。。

城市里到底需要些什么精神呢?總的來講,我們的城市要探索意義、選擇價值、重塑信仰、再造神圣。城市首先要滿足人類的神圣性需要。在古代,人類很幼小、怯懦,單個族群的人數不多,宗教是精神上的慰藉、精神上的依賴。在物質微薄的時候,人需要精神力量的強大。神,既是人類的想象,也是人類的理想。神圣,首先是人的自身安全的需要,安頓人心、凝聚人心的需要,人們建造城市與其說是為了滿足物質要求,還不如說是為了滿足精神需求,城市的精神生活是對千千萬萬人的吸引力所在。埃及城市也好,兩河流域的城市也好,中國殷商時期的城市也好,它都滿足了人信仰需求。

城市應該擁有的意義追求和價值選擇,一是歷史精神。歷史就是文化,城市就是文化,城市的歷史文化是極其寶貴的精神資源。世界很多城市里教堂林立,唱經聲縈繞社區,宗教氣氛濃郁。歷史是中國漢族人的宗教,尊重歷史是華夏的宗教精神。中國上下五千年,儒釋道源遠流長,祖先篳路藍縷屢創輝煌,我們的文明曾經數度領先人類,中國城市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而要慎終追遠、懷古念舊,歷史文化是認同、是皈依、是回家、是團聚。一個珍惜自己歷史,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城市是值得尊敬的,一個洋溢著歷史感的城市是有價值的,凡是文明的國家無不十分珍惜自己的歷史,世界所有文明的城市無不視歷史文化為寶貴的城市資源;二是人本精神,城市要以人為本,以市民為本,充滿人性人道人本氛圍,關心人、方便人,一切服務人,一切為了人,充滿平等、包容、仁愛的精神,弱勢群體得到關照,強權和霸道銷聲匿跡。平等、均富、民主、法治成為共識,公共精神和市民精神洋溢在大街小巷,大寫的人字寫滿城市每一個角落;三是自然的精神,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深切愛惜自然,切實保護自然,珍惜自然的原生狀態和原始魅力,保護愛惜動植物,使城市與自然融為一體,讓人在城市中親密接觸自然;四是英雄精神。從1840年起,一百七十年來,中國人可歌可泣的奮斗,慷慨悲歌蕩漾在城市之中,英魂如群星閃耀在城市上空,城市不能忘記他們。長沙在抗日戰爭中,歷經四次會戰,慘遭文夕大火,是英雄的城市、鐵血的城市、光榮的城市,美麗鳳凰涅槃的城市,這種精神不可丟棄;在新的時代,這種英雄的精神再賦予新的內涵,那就是在發展中的進取精神、競爭精神,以同樣的英雄氣概在商戰中再創輝煌;五是科學的精神。中國的傳統城市的轉型從路徑上講,要靠工業化、市場化和信息化,這些變化背后是人的啟蒙、人的變化,人的價值觀念的變化,人的知識系統的改變。人的精神的成長、精神世界的拓展、精神世界的強大,主要靠科學和知識。城市應該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尊重教育、尊重人才。城市應該有濃厚的學習之風、探索之風、討論之風和追求真理、捍衛真理的科學態度。崇尚科學和知識應該成為城市重要的精神特征;六是美的精神。城市要美麗,包括形象美麗,精神美麗;城市要善待文化,市民要熱衷藝術,建筑講究風格和特色。新文化運動中,曾有人倡導“以美代教”,過去沒有條件,現在中國的城市應該以美的精神和美的原則規劃建設自己的城市,山美水美城市美,城市人更美,城市與人應該與美同行。

從大的文化概念上來講,城市本身就是文化,城市是人們用自己的智慧、經驗、能力作用于自然的這么一個物體,是一種人化的東西,是一種文化的東西。在城市里大概有這么六種文化存在:第一種是存在于城市的與物質相對的意識文化,如宗教、哲學、思想、法律、科學、文學、藝術等,很多人類精神和意識的東西;第二種文化是經濟文化,如商業文化、工業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等。現在我們研究城市時,大多是依據其經濟文化的特點來分類的,如工業城市、商業城市、旅游城市等城市的分類即是如此;第三種是社會文化,居住在城里的不同的民族、種族、族群、家族和氏族的家庭倫理、社會道德、法律關系、尊卑貴賤的等級關系、民主平等自由的關系等都屬于社會文化;第四種是制度文化,包括家庭制度、經濟制度、商業制度、行政制度、交通制度等。城市是靠規矩管起來的,這種規矩就是制度。第五種城市文化是形態文化。這種文化是城市所獨有的。城市是有形的。很多古代的文化遺跡和現在的新興建筑都是從文化里產生出來的,它們都屬于器物文化。我們到一個城市里往往要看其有沒有標志性的建筑,如標志性的建筑、街道、公園、廣場、重要的場所等。如,當人們想到上海時,往往想到的是上海的外灘、南京路、寶鋼、浦東等標志性的東西;人們想到北京時,想到的往往是北京的天安門、故宮、頤和園等。城市形態美好文明使人賞心悅目文明向上;第六是習俗文化。習俗包括方言、地方戲、民間傳統說、飲食、服飾,最具大眾性,和地方特色,習俗文化使城市充滿風情,常常讓游人流連忘返。

11、交換生產與城市。城市史要研究自然經濟與市場經濟、農耕經濟與工業經濟對城市的影響。總的來看,生產和交換是城市生存基礎,也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城市的發展是個生產力提升的過程、交換擴大的過程和財富積累的過程,城市是社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經濟的內容、形態和作用是不一樣的。一是需求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動力。人們物質需要的增長和被滿足過程就是城市經濟成長的過程。城市首先要滿足人類基本生活和生產的需要,隨著歷史的進展,人類的需要在不斷地增長、豐富和變化。

城市與經濟的關系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農耕階段和工業階段。在農耕階段,宗法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主導地位,城市的主要的功能是滿足政治統治的需要和城鄉、地區間互通有無的需要。生產主要發生在農村,分配和消費也大多在農村完成,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交換,交換的意義比生產的意義大。所以城市由“市”和“城”組成。“市”既是城市的起因,也是城市的動力。經濟活動一般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交換如何推動城市經濟發展,邏輯上可以分三個階段,一是聚集擴大了交換,二是交換催化了分工,三是分工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城市是集中交換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人流物流聚集到一起,互通有無,聚集性使交換富有效率,城市的交換功日益增強。在商業上有個聚集現象,比如說有A、B、C三個商店,分布在甲、乙、丙三個地方,每個商店進去三個人,加起來是九人次;但是如果我們把A、B、C三個商店放到一個地方,還是每個商店進三個人,因為它很方便,每個商店就進去九個人,就是二十七人次,人次多了三倍。中國人有個習慣叫貨比三家,集中交換,對顧客來講,一個是買東西安全,二是買東西的機會多了,對商家來講,交換、競爭、學習、交流,商家的機會和大大增加了,這是多贏共贏,所以才成為人類最古老、最經典的規律。交換活動不斷擴大和變化,技術分工、行業分工、城鄉分工、腦體分工和城市之間的分工,成為技術進步,專業進步、行業進步的杠桿。這個三段式循環往復,聚集使各種生產要素聚集在城市里面融合、裂變,形成新的經濟能量,形成新的生產力。

越是市場機制發達的地區,城市之間的分工越充分。使城市各具特色千姿百態,城市間的學習競爭協作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西方的自治制度,使這種競爭中形成的獨立性和個性有政治上的保證和約束。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的性質使中國的城市在功能上趨同。高度集中的政治的統治使城市缺乏內在動力和特性。盡管這樣,由于漫長豐富的歷史,由于幅員遼闊并多姿多彩的地理環境,中國仍然有許多獨特魅力的城市。它們的區別大都體現在自然、歷史、文化方面。生產要素包括有資本、土地、技術、人才、資源,特別在現代社會,整個市場要素資本化。城市是整合各種資源的巨手。雖然中國在專制制度下,自然經發展緩慢,但是在宋朝和后來的明清,商業經濟都得到很大的發展,城市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有些地方靠辦市場來推動城市經濟,也取得了明顯成效。各種各樣的專業街、專業鎮、專業市如雨后春筍。市場經濟的規律,交換的效率,交換的效益刺激了生產的規模,使產品在競爭中高級化,不斷地升級換代,帶動了整個的生產,后來的工業革命和市場擴大有很大的關系,這是城市的經濟作用。

城市能形成巨大的生產力,它有很大的輻射、帶動作用,帶動周圍的廣大的地方新的生產力輻射到周圍的農村并影響到遙遠的地方,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城市是經濟中心和交換的載體樞紐,市場像一張網,城市是這張網上結鈕,當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時代,城市交換份額的大小和便利與否,也決定城市地位的重要程度,城市的經濟地位某種意義上就是市場中的地位。越大規模的生產力,越具有特色的經濟影響力越遠;城市滿足了經濟交換和交流的需要,是市場向全球延伸,城市是市場網絡上的結紐大城市和城市集群是地區經濟增長極。

湖南是魚米之鄉,特點是農副產品的貿易發展很好,湖南城市受到貿易規律影響,大量的農副產品,生漆、瓷器、亞麻、桐油、木材、大米、水產等等在城市集散,從湘、資、沅、澧四條水路,南到廣州出海,北到洞庭到武漢下長江,然后通過大運河往北,通過江海運往江南,形成了農副產品重要的輸出地。我們研究洪江、常德、岳陽這幾個城市,會發現它們都受這個規律的影響,形成了和農業密切聯系的城市群。湖南沿湖沿江城市有很強的商業性,包括沈從文寫的一些書里面都有商業對商人性格形成的影響。

何一民認為,進入工業時代,城市發展的規律發生了變化,政治中心城市優先發展規律雖然仍然發生著作用,但新的規律——經濟中心城市優先發展成為城市發展的一個主要規律。首先,現代工業的發展改變了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其次,城市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在工業時代發生巨大變化,成為經濟中心城市優先增長規律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近代中國之所以會形成經濟中心城市優先發展的規律,除了與西方城市有共同的原因外,還在于近代以來中國城市出現了新的發展變量,一是近代中國外力強行鍥入使經濟對城市發展變得十分重要,二是中國被強制拉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杠桿”,這些都是導致近代中國經濟中心城市優先發展的重要原因。[4]直到甲午戰爭之后,在外力的沖擊之下,伴隨著工業化,湖南城市的經濟活動、經濟功能才從內部催促城市發生巨變。近代湖南城市的變遷,受到外部刺激、內部改革、交通變化和資源稟賦的重要影響。

12、社會空間與城市。城市是物質空間與社會空間的統一,城市社會是最具有城市意義的社會。第一、城市的聚集性使城市人群結構復雜化。階級、等級、階層,行業、民族、性別和宗族信仰的人群構成不同的利益群體和文化群體。這些群體會形成自己的組織,例如商會、行幫、社團、宗族、宗教組織和近代的政黨。第二、城市的綜合性使人群的相關性增加,接觸程度增加,物質精神交流增加,利益觀念融合加快,矛盾沖突大大增加;城市的社會結構變化,社會制度日益復雜,對社會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人們要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組織起來,一定的秩序進行社會活動。第三、規劃建筑空間,與城市的社會結構相關聯、相適應、相配套。城市功能的分區、建筑的等級、樣式,管理的秩序,處處體現出城市的社會性。當我們鳥瞰故宮的時候,我們看到的那些建筑,等級森嚴、層次清楚,不僅僅是建筑群體,儼然就是置于建筑之內的人的群體。中國古代城市對城市實行網格化建設和管理,通過限制被壓迫階級的行動來保證秩序與安全,到了宋朝,廂坊制改革,網格化管理才打破;公共設施如果都是私人的,就沒有辦法運轉,這是城市的重大屬性。

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對城市社會有重大影響。在階級社會,最重要的群體是階級群體,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占據著城市的主導權和主要資源。古代的城市,是在皇權政治、氏族社會、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儒家文化和愚民政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血緣關系結成的氏族社會,以村社為單位居住,以家庭家族為本位,以禮教習俗為道德規范的廣闊深厚的農村村社社會,密不可分的城鄉關系,深刻影響城市的發展。中國古代的城市,實際上是農村的延伸和集中。城市與鄉村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使中國古代城市具有很強的封建性和鄉村基因。皇權的統治,在農村是通過鄉紳宗族力量實現的。與農村不同的是,鄉紳這個重要的階層退出了城市社會。但是城市里的宗法、家族、親朋故舊等等關系仍舊非常深厚,熟人的城市,熟人的小鎮,帶有農業社會“溫情脈脈”的特征。官場中的朋黨,商業中的行幫,社會里的會黨,這種人際關系社會束縛了城市的發展,中國兩千多年來在農村化和城市化之間徘徊。另一方面,城市的居民很大程度上脫離了血緣紐帶結成的氏族關系,在城市里有了新的身份和職業,有了新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由血緣關系為主的社會,變成由地域關系為主的社會,是對村社組織的瓦解,是市民社會形成的基本條件,是社會關系的歷史性變遷。

城市社會有一種天然的要求,那就是公共性。城市的生產生活和社會活動要求打破血緣的、宗法的關系。公共性是城市和鄉村非常重要的不同點。鄉村也有公共空間,一個村有一個議事會,在氏族社會里面有議事的機構,也有小型的祭祀的宗教場地,這些地方是最初的公共空間,但是鄉村公共空間的人數很狹小,所議的事情很簡單,大概就和相關的幾百口人、幾十個家庭有關,他們不太議天下的事情,對內有一點公共性,但是對外卻具有私人性質。中國的古代社會具有很強的私人性,國家是家天下,屬于皇帝家族私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農村社會基本上是大家族把持。很多公共事務都屬于一個家族、一個家庭、一個個人,都出現在私人空間或者私人領域。

城市是交換的場所,交換的擴大意味著平等的擴大,市場經濟的普遍化,意味著公共生活的普遍化,公共生活的發展是城市本身屬性的發展,城市必然性的發展,公共生活實際上就是公民生活,擁有平等的權利的生活,是一種現代社會的生活,是自由的法制的生活。宗法社會有很強的私人性、血緣性、家庭性、宗族性。歐洲的近代城市化突破了王權和神權兩大束縛發展起來的,突破束縛以后,它們本身有自治和公共的功能,一開始公共領域、公共空間、公共社會占了主流,它就開始形成了市民,市民就是公民。這種公民的產生是新型城市的產生,新就新在,一個是自治,一個是公共,自治是說它只對法律負責,不對某些人負責,不對某個家庭負責,更不對某個人負責。城市里面,私人領域很小很神圣不可侵犯,公共領域、公共范圍非常大,公共的東西越大,平等的東西越多,私人的空間受到保護,自由的、平等的東西在城市中形成普遍的精神,這種市民的精神、公民精神、公共精神就是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現代政治的基本理念。這種公共精神的發展,實際上是城市的精神,自治和公共是城市的基本精神,像聚集性帶來的公共性遠比鄉村、傳統的社會大的多。

這種變遷是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當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時候,城市的公共性就發展,例如宋、明、清時期,當國家政治動蕩,商品經濟受阻礙的時候,城市的公共性就降到低點。直到近代,外部強力植入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工業商品生產破環了,自然經濟的萬里長城,城市的公共性才迅速發展起來。公共基礎設施、公共社會組織、公共財政稅收體系、公共道德意識、公共管理機構、現代法律制度。和公共性相對的是私人性,公共性和私人性是城市里面重要的方面。公共空間的建立,公民意識的形成,是城市社會的根本問題,我們將來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改革,是社會改革,社會改革水到渠成的是政治改革,沒有公民社會,沒有人民的自治,就沒有好的社會。所以城市本身就是政治單元。我們現在的城市不是政治單元,也不是社會單元,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中國極為特殊的一種行政主導型的國家決定的。在市場經濟方面,現在已經落到城市里邊了,我們的社會自治方面、政治的民主方面,還沒有落到城市里邊,這個問題和城市的建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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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蘊茜:《空間維度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學術月刊》,2009年第10期。

[2]陳蘊茜:《空間維度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學術月刊》,2009年第10期。

[3][美]劉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嶺、倪文彥譯:《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9年,第27頁。

[4]何一民:《從政治中心優先發展到經濟中心優先發展——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中國城市發展動力機制的轉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

 

文章來源:愛思想

(責編:陶俊、蔡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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